所谓信赏必罚以惩劝者，凡中人之志行，多以奖进激励而成平时主部

所谓信赏必罚以惩劝者，凡中人之志行，多以奖进激励而成。平时主部议者不过正卿中一二人，主会议者不过九卿中皇上所向用之数人，顺从缄默者长得自安，据理直言者必遭忌嫉，积习为常，所以靡靡日趋于瞻徇，而非果竟无人也。倘我皇上时时延见，一一考验，忠诚者笃信之，明达者褒嘉之，怀私者废斥之，庸昧者退罢之，则旬岁之间，勃然而兴起矣。世宗宪皇帝于大计保举之员，赃罪败露，督抚降调，司道革职，条例甚严，而奉行不实。惟奉特旨，独举一人者降调甚多，而督抚司道之计典无闻焉。盖以所举众多，不能尽诘，而姑从宽贷耳。用此，赂请阴行，举劾颠倒，无所顾忌。若一依雍正六年定例，执法不移，则孰敢徇私任意以自累乎？自耗羡归公以后，以下言州县及京官资给宜优，与本段信赏必罚之意不相联贯。州县之繁剧者，养廉至千数百金，犹不足延幕客、办公事。在内诸司虽蒙加俸一倍，犹不足以僦屋、赁仆、秣马、供车。伏愿通计天下之耗羡及经赋所馀，详加筹画，必使州县得备其公事，诸司得赡其身家，然后一犯赃私，严法不贷。其声绩显著者，则时赐金帛、进爵秩而使久于其任。如此则凡为吏者，皆得俯仰宽然，洁己以奉公，孰肯苟且行私，以自取终身之坠陷乎？以上信赏必罚以惩劝之。

信能行此四者，则忠良有恃以不恐，奸邪有术而难施，中外大臣日夜孜孜以进贤退不肖为己任，庶司百吏皆知奉公守法、洁己爱民之为安。数年之后，众正盈廷，官守经法，民无幸心，虽大艰猝投，无难共济，而况举先王足民之大经，布前代屡验之良法，尚何虑其阻挠废格，纵私生事以扰民乎？至于民食既足，则当渐为礼俗之防；官常既修，则当实讲教士之法。内治既定，则兴屯卫于边关，设军田于内地，使精神可以折冲；立制防于海峤，谨治教于苗疆，使患消于未兆。皆宜次第修举，而臣不敢以为言。诚以积习不除，人材不足，官常不立，则为之而必不可成，成之而必不可久也。

凡所陈奏，皆臣五十年来所耳闻目见，确知其状不得不入告圣明者。臣老矣，生世无几时，如以臣言为可用，伏望留臣此折以验群情，以考治法，时复赐览。如用臣言而无利于民，无益于国，虽臣死之后，尚可夺臣之爵命，播臣之过言，以示惩责也。昧死上陈，不胜悚息瞻企之至。谨奏。

望溪先生古文辞为国家二百馀年之冠，学者久无异辞，即其经术之湛深，八股文之雄厚，亦不愧为一代大儒。虽乾、嘉以来，汉学诸家百方攻击，曾无损于毫末。惟其经世之学，持论太高，当时同志诸老，自朱文端、杨文定数人外，多见谓迂阔而不近人情。此疏阅历极深，四条皆确实可行；而文气深厚，则国朝奏议中所罕见。沅甫生平笃慕望溪，尝欲疏请从祀孔庙，盖将奉为依归。昔望溪于乾隆初请以汤文正从祀圣庙，未蒙俞允。厥后道光三年，汤公果祔祀圣庙。而望溪之志行几与汤公相伯仲，跻之两庑，殆无愧色。沅甫知取法乎上，或亦慨然睎古而恩齐欤？

三习一弊疏

孙嘉淦

臣一介庸愚，学识浅陋，荷蒙风纪重任，乾隆元年，孙文定公进此疏时为左都御史，故曰“风纪重任”。日夜悚惶，思竭愚夫之千虑，仰赞高深于万一。而数月以来，捧读上谕，仁心仁政，恺切周详。凡臣民之心所欲而口不敢言者，皇上之心而已。皇上之心仁孝诚敬，加以明恕，岂复尚有可议？而臣犹欲有言者，正于心无不纯、政无不善之中而有所虑焉，故过计而预防之也。今夫治乱之循环，如阴阳之运行，坤阴极盛而阳生，乾阳极盛而阴始。事当极盛之际，必有阴伏之机，其机藏于至微，人不能觉，而及其既著，遂积重而不可返。此其间有三习焉，不可不慎戒也。以上总举大意，言治乱循环倚伏，其机甚微。

主德清，则臣心服而颂；仁政多，则民身受而感。出一言而盈廷称圣，发一令而四海讴歌。在臣民原非献谀，然而人君之耳则熟于此矣。耳与誉化，匪誉则逆，故始而匡拂者拒，继而木讷者厌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。是谓耳习于所闻，则喜谀而恶直。上愈智，则下愈愚；上愈能，则下愈畏。趋跄谄胁，顾盼而皆然；免冠叩首，应声而即是。在臣工以为尽礼，然而人君之目则熟于此矣。目与媚化，匪媚则触，故始而倨野者斥，继而严惮者疏，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。是谓目习于所见，则喜柔而恶刚。敬求天下之士，见之多而以为无奇也，则高己而卑人；慎办天下之务，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，则雄才而易事。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，返之己而不见其所过，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，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。是谓心习于所是，则喜从而恶违。三习既成，乃生一弊。何谓一弊？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。以上实指耳目心三习生一喜小人而厌君子之弊。

今夫进君子而退小人，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？虽叔季之主，临政愿治，孰不思用君子？且自智之君，各贤其臣，孰不以为吾所用者，必君子而决非小人，乃卒于小人进而君子退者，无他，用才而不用德故也。德者，君子之所独，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，而且胜焉。语言奏对，君子讷而小人佞谀，则与耳习投矣。奔走周旋，君子拙而小人便辟，则与目习投矣。即课事考劳，君子孤行其意，而耻于言功；小人巧于迎合，而工于显勤，则与心习又投矣。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，人君溺于所习而不觉。审听之，而其言入耳；谛观之，而其貌悦目；历试之，而其才称乎心也。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，君子不逐而自离。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，其患岂可胜言哉？而揆厥所由，皆三习为之蔽焉。治乱之机，千古一辙，可考而知也。以上言所以小人进而君子退之故，皆由三习有以引之而不自觉。

我皇上圣明首出，无微不照，登庸耆硕，贤才汇升，岂惟并无此弊，亦并未有此习。然臣正及其未习也而言之，设其习既成，则有知之而不敢言，抑或言之而不见听者矣。今欲预除三习，永杜一弊，不在乎外，惟在乎心，故臣愿言皇上之心也。语曰：“人非圣人，孰能无过。”此浅言也。夫圣人岂无过哉？惟圣人而后能知过，惟圣人而后能改过。孔子曰：“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大过且有，小过可知也。圣人在下，过在一身；圣人在上，过在一世。《书》曰“百姓有过，在予一人”是也。文王之民无冻馁，而犹视以为如伤，惟文王知其伤也。文王之《易》贯天人，而犹望道而未见，惟文王知其未见也。贤人之过，贤人知之，庸人不知；圣人之过，圣人知之，贤人不知。欲望人之绳愆纠谬而及于所不知，难已！故望皇上之圣心自懔之也。危微之辨精，而后知执中难允；怀保之愿宏，而后知民隐难周。谨几存诚，返之己而真知其不足；老安少怀，验之世而实见其未能，夫而后欿然不敢以自是。不敢自是之意流贯于用人行政之间，夫而后知谏诤切磋者爱我良深，而谀悦为容者，愚己而陷之阱也。耳目之习除，而便辟、善柔、便佞之态，一见而若浼；取舍之极定，而嗜好、宴安、功利之说，无缘以相投。夫而后治臻于郅隆，化成于久道也。以上言惟圣人能自见其过，而匡君以不自是。不然，而自是之根不拔，则虽敛心为慎，慎之久而觉其无过，则谓可以少宽；励志为勤，勤之久而觉其有功，则谓可以稍慰。夫贤良辅弼，海宇升平，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宽，似亦无害于天下。而不知此念一转，则嗜好、宴安、功利之说，渐入耳而不烦，而便辟、善柔、便佞者，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憎。久而习焉，忽不自知而为其所中，则黑白可以转色，而东西可以易位。所谓机伏于至微，而势成于不可返者，此之谓也。是岂可不慎戒而预防之哉？《书》曰：“满招损，谦受益。”又曰：“德日新，万邦为怀；志自满，九族乃离。”《大学》言：“见贤而不能举，见不贤而不能退。”至于好恶拂人之性，而推所由失，皆因于骄泰。满与骄泰者，自是之谓也。以上极言自是之害。

由此观之，治乱之机，转于君子小人之进退；进退之机，握于人君一心之敬肆。能知非，则心不期敬而自敬；不见过，则心不期肆而自肆。敬者，君子之招而治之本；肆者，小人之媒而乱之阶也。然则沿流溯源，约言蔽义，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，而天德王道，举不外于此矣。以上总言治乱原于君子小人之进退，而实根于不自是。

语曰：“狂夫之言，而圣人择焉。”臣幸生圣世，昌言不讳，故敢竭其狂瞽，伏惟皇上包容而垂察焉，则天下幸甚！

乾隆初，鄂、张两相当国，蔡文勤辅翼圣德。高宗聪明天亶，如旭日初升，四海清明，每诏谕颁示中外，识者以比之典谟誓诰。独孙文定公以“不自是”匡弼圣德，可谓忧盛危明，以道事君者矣。纯庙御宇六十年，盛德大业始终不懈，未必非此疏裨助高深。厥后嘉庆元年、道光元年，臣僚皆抄此疏进呈。至道光三十年，文宗登极，寿阳相国祁寯藻亦抄此疏进呈。余在京时，闻诸士友多称此疏为本朝奏议第一。余以其文气不甚高古，稍忽易之。近年细加绎，其所云三习一弊，凡中智以上，大抵皆蹈此弊而不自觉。而所云“自是之根不拔，黑白可以转色，东西可以易位”，亦非绝大智慧、猛加警惕者不能道。余与沅弟忝窃高位，多闻谀言。所谓“三习”者，余自反实所难免。沅弟属官较少，此习较浅，然亦不可不预为之防。吾昆弟各录一通于座右，亦《小宛》诗人迈征之道也。

诗集

卷之一

咏史五首乙未。书霖谨按：公所为古今体诗，惟官京师时较多，而稿半散逸。兹所搜葺亦未能悉定其先后岁月。查此五首系道光乙未岁公以公车留京时所作，姑托始于此。以后虽按年编次，但于其大致略可寻考而已。各题下不复旁注年月，以昭兢慎。